在毛泽东主席青年时期大牛配资，曾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过书。当时，他和挚友萧子升、蔡和森同为杨昌济老师的得意弟子，因为三人品学兼优，而且志气相投，因此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湘江三友”。
在当时，毛泽东和萧子升之间的关系十分要好。1917年暑假时，二人还曾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在身上没带一分钱的情况下，走遍了长沙、安化、益阳等5个县城乡，行程近千里。
然而，就是这么一对挚友，在1921年建党前夕，却选择了分道扬镳。萧子升主动与毛主席决裂，不复往来。
众所周知，毛主席后来带领党和人民建立了新中国，成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而萧子升这位毛主席曾经的好友，晚年却销声匿迹，流亡海外。
萧子升
那么，萧子升与毛主席到底因何决裂的呢？萧子升的最终结局又是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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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子升出身于湖南湘乡的一个书香门庭，出生于1894年7月，比毛主席小8个月。他自小就文思敏捷，很有才气。
和毛主席一样，萧子升也曾经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过书，只不过萧子升是1907年进的“东小”，1909年毕业。而毛泽东，则是在1910年的时候考入的“东小”。
后来，萧子升去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一师的国文老师王钦安对萧子升所作的诗词文章十分欣赏，觉得他“颇有宋时欧阳文忠公（欧阳修，谥号文忠）之遗风。”当时在一中教学的杨昌济同样对萧子升十分欣赏，还曾将萧子升所作的妙言警句摘抄收录。
杨昌济
比如，萧子升曾经在作文中写过这么一句：“
不为我而造就我，而为国家造就我；不为我求学问，而为学问求学问。
”杨昌济看到后不禁击节赞叹，情不自禁的将之抄录至自己的日记本上，并在下方批注道：“
颇有所见，故录之于此。《张子正蒙》言‘道能物身故大’，又言‘`君子之大也大于道’，正是此意。
”
另一面，毛泽东在“东小”读书时，认识了萧子升的弟弟萧子璋（又名萧三），两人是同班同学，关系十分要好。有一次毛泽东从萧子璋手中借了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对里面记录的华盛顿、彼得大帝、拿破仑、林肯等人的故事十分钦佩，盼望着中国也能有像他们这样的人物，带领中国走出目前的困境，拯救华夏民族于危亡之中。
萧子璋
在将书还给萧子璋时，毛泽东郑重的说道：“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它富强、独立起来，要有很长的时间，但是时间长不要紧，你看华盛顿经过8年战争之后才得到胜利，建立了美国嘛！我们也要准备长期奋斗！”
1913年，20岁的毛泽东考入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第二年，四师与一师合并，毛泽东也成为了一师的一员。因为毛泽东和萧子升算得上是“老乡”（湘乡与韶山相毗连），而且还和萧子升的弟弟是好友，因此他们很快就认识了。
毛泽东和萧子升一样，同样以诗文见长，他写的作文经常被杨昌济打满分。毛泽东曾写过一篇名为《心之力》的作文，杨昌济看后爱不释手，当场打了满分100分，想了想，杨昌济又在满分的基础上加了五分。
青年毛泽东
当时一师里面有一个展览室，学校经常从全校十几个班的学生写作的作文中，选出代表性的作品在这里展览出来，供全校师生观摩、学习。因为毛泽东和萧子升的文章经常成为全校师生观摩的典范，他们两人相互之间对对方的思想和文风有了充分的了解，一来二去之下，两人之间的关系从“认识的人”变为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在一师期间，毛泽东和萧子升不只讨论文学方面的问题，也经常讨论中国未来的道路。他们两人经常通过报纸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并在一师后山“妙高峰”上进行交谈。
当时袁世凯正担任大总统，毛泽东和萧子升一致认为袁世凯是欺世盗名之辈，孙中山先生才是真正的革命领袖，可惜孙先生没有军权。他们觉得若想要改变这种局面，只有寻找新生力量，规划出一个共同信奉的坚定理想来。
袁世凯
1915年的夏天，萧子升从一师毕业了，毛泽东则仍然留在学校里继续求学。不过，距离得远近并没有影响到两位友人之间的感情，相反，他们之间的友谊反而历久弥深。现存于世的1915年~1918年毛主席写给萧子升的13封信件中，仅1916年6月底至7月初就有三封。也难怪毛泽东会赠送萧子升“相违咫尺数日，情若千里三秋”这首对联，来表达对好友的想念之情。
游而学
1917年7月一师放暑假后，毛泽东为了了解民情，熟悉社会，同时锻炼一下自己的胆量，找到在楚怡小学教书的萧子升，邀请他跟自己去当“叫花子”（乞丐）。
萧子升（影视形象）
毛泽东并不是真的要去当“乞丐”，而是打算身上不带一分钱，去做一趟长途旅行，吃住问题全靠“行乞”来解决。
在旧社会，穷苦的读书人或者失业的塾师们，因困于生计，往往会选择到处给大户商号送对联，接受对方赠予的一点馈赠，这在社会上叫做“打秋风”。毛泽东打算通过“打秋风”这种“行乞游学”的方式，在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进行一次农村社会调查。
对于毛泽东的这个提议，萧子升很感兴趣，两人各带了一把雨伞，一个装着衣服和文房四宝的挎包就出门了。
出发这天，萧子升决定赋诗一首以壮行程，沉思片刻后，萧子升开口吟道：
雨伞行囊荷一肩，头无冠戴手无钱。
去看河山千万里，如何整顿仗空拳。
出发后，萧子升和毛泽东靠着“打秋风”的方式，路过了很多的市镇和偏僻的农村，了解了农民及各阶级人民的生活现状以及社会上的风土人情，饱览了大量的名胜古迹。
白天，两人顶着烈日，冒着酷暑赶路，晚上则“
沙地为床，石头当枕，蓝天为帐，月光为灯
”的抵足而眠，有时候遇到好心人，还会留宿他们一晚。
毛泽东和萧子升二人每到一处，遇到学校、商店或者住户，就去“打秋风”。不过萧子升放不下内心的骄傲，他只愿意写对联，不愿意送对联。若要跟人问路，都要先整理整理衣服，干咳两声，然后才跟对方询问。
送对联萧子升不愿意干，自然就落到了毛泽东的身上。毛泽东为人谦和，不管对方是商贾还是农民，都以礼相待，随和的他跟任何人都能谈得来。
当两人抵达安化时，决定去拜访当地知名的饱学之士，年过花甲的劝学所所长夏默庵。结果夏默庵自恃学问，一向不愿意理会游学之士，因此他们一连求见了两次，都被夏默庵拒之门外。当两人第三次登门拜访时，夏默庵总算愿意见他们了，不过为试试他们的学问，出了一个上联：“
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
”
毛泽东听后即兴酬答对出了下联：“
青草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
”
青年毛泽东
毛泽东的这一下联典出自《晋书·惠帝纪》：“
帝又尝在华林园，闻虾蟆声，谓左右曰：‘此鸣者为官乎？私乎？’
”晋惠帝司马衷的意思是：“华林园里这些咕呱乱叫的东西（他不认识蛤蟆），是公家的还是私家的？”而毛泽东的下联意为：“清水池里的青蛙一句句的叫唤，它是为了公众叫啊，还是为了自己叫？”
可以说，毛泽东的下联对仗整齐的同时，反诘得体，寓意深邃。也正因此，夏默庵对他的才学十分欣赏，马上以客礼相待，还让两人留宿了一宿。第二天分别时，夏默庵亲自送到大门口，赠送了8块银元充当旅费。
毛泽东和萧子升的这次游学持续了一个多月，为了纪念这次活动，他们两人回到长沙后还特意穿着旅行时候的衣服及草鞋跑去照了一张相。
毛泽东和萧子升在这次游学中写下的笔记，也让一师的同学好友们争着借阅，大家也都纷纷称赞他们：“身无半文，心忧天下”。
寻路
毛泽东和萧子升成长的年代，正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旧社会。在当时，几乎所有的有志青年，都在积极寻找着使中国摆脱目前这种黑暗处境的道路和方法，毛泽东和萧子升也不例外。
他们认为，想要改变现状，就必须发动一场哲学、伦理学的思想革命，从根本上改变全国的思想。
为此，他们两人在长沙城里广发“征友启示”，邀请“道德高尚，勤勉踏实，追求进步”的青年学生一同“共策前行”。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办之后，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萧子璋等在1918年4月成立了新民学会，并选举决定萧子升担任学会总干事，毛泽东担任干事。这里的“新民”一词出自《大学》，近代由严复、陈独秀等人将之发扬光大，号召国人“时时涤旧，染而新之”。
蔡和森
新民学会最开始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后来学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对宗旨做了修改，变成了“改造中国与世界”。
在新民学会刚成立的时候只有20多个人，后来经过逐次吸收，会员扩充到了80多人，其中大部分都是有远大志向的莘莘学子。
1918年，新民学会准备安排学会会员们赴法勤工俭学，为此特地推举蔡和森和萧子升一同上京找到杨昌济，在对方的推荐下拜会了蔡元培、李石曾等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起者，之后开始在北京募集旅费。
不久后，毛泽东也带着张昆弟、罗章龙等首批准备赴法的学会会员去了北京，住到了北京地安门三眼井吉安胡同夹道7号内。
李大钊
在北京期间，毛泽东一边和萧子升等人开办留法预备班，一边在北大图书馆里当助理员。在这里，毛泽东遇到了革命路上的引路人：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
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通读了李大钊著作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及其他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为之深深吸引。后来，经过与陈独秀、胡适等人的交往，经历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的洗礼，让他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
在毛泽东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萧子升以华法教育会秘书的身份于1919年2月从上海和第一批赴法学生一起乘船去了法国，在法国先后接待了20批，2000余人的留学生。
蔡和森
当时的法国流行着各种各样的主义和思潮，同时还残存着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影响。也正因此，在法新民学会的会员们，在世界观转变上参差不齐。
比如蔡和森在法国期间通过细致的观察和思考，认清了世界革命的走势，了解了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组织原则，在1920年的夏季转变为了一名共产主义者。
萧子升在法国期间则受到了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觉得中国应该走改良主义道路。
他在一次会议上表示：“世界进化是无穷期的，革命也是无穷期的，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他主张温和的革命，即“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
决裂
青年毛泽东
蔡和森和萧子升思想上的分歧无法弥补，分别给毛泽东写信陈述自己的理念，争取他的支持。
曾经的毛泽东也对改良主义抱有一定程度的幻想，然而“湖南自治运动”失败后，他认识到了“
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
”，坚定的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因此，毛泽东先后于1920年12月1日和1921年1月21日给蔡和森寄去了信件，表示自己不同意萧子升的主张，因为：
“
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这个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手里，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学校、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也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总而言之，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
”
很明显，想要通过教育的方式让资本家改信共产主义是毫无希望的。
青年毛泽东
通过这些信件可以看出，毛泽东和萧子升这两位好友，在如何拯救中国、改造中国的问题上，已经不再相向而行了。
1921年3月，萧子升回到了长沙，在文化书社内就如何改造中国的问题和毛泽东进行了多次激烈的辩论，均不欢而散。
6月，毛泽东准备去上海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共一大，结果因为长期积极投身于革命之中，他身上囊中羞涩，连去上海的船票都买不起了。
与此同时，湖北的董必武也因为没钱去上海而感到十分着急。好在，新民学会会员熊瑾玎知道这一情况后，当即拿出了两万大洋供他们前往上海，同时表示剩下的钱用来充当党的活动经费。
熊瑾玎
6月29日的傍晚，毛泽东和何叔衡一同来到湘江轮渡码头，登上了前往上海的火轮。当火轮途经岳阳时，毛泽东意外看到了正在上船的萧子升，巧合的是，两人竟共处一个舱室。
后来，萧子升曾对这一次见面进行过回忆，他说：“
那是最后一个夜晚，我们同床而睡，一直谈到黎明，毛泽东一直劝说我加入共产党，他说，如果我们全力以赴，不要一千年，只要30年至40年的时间，共产党就能够改变中国。
”
毛主席
不久后，萧子升在汉口下了船，两位曾经的好友因为理念的不同，至此分道扬镳，此后再也没有见过面。
和毛泽东分别后，萧子升又去了法国，在法国呆了三年后回国投靠了国民党，开始担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民报》总编辑等职，后来又在南京政府当了农矿部次长、北平农事试验场长。
进入三十年代后，萧子升逐渐淡出政坛，旅居国外。后来李石曾在法国办了一个“中国国际图书馆”，萧子升就在这个图书馆当起了馆长。1951年，图书馆搬到了乌拉圭，萧子升也跟着搬了过去，此后在乌拉圭从事文字教育方面的工作。
毛主席
虽然毛主席和萧子升因为思想信念的不同走向了决裂，但毛主席一直没有忘记这位当年的好友，若干年后他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曾跟斯诺回忆过1917年的那个暑假：
“
一个名叫萧瑜（萧子升）的学生和我做伴，我们走过五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既给我们吃的，又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我们都受到很友善的欢迎和款待。
”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还曾通过新民学会的老会员，给萧子升写了一封信，热情地邀请他回国参加工作。
然而，虽然亲眼目睹了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新中国，并取得了很多伟大的成就，但此时的萧子升思想没能转过弯来，拒绝了毛主席的诚心相邀，坚持留在乌拉圭。
毛主席
1976年11月，萧子升在乌拉圭走完了人生最后一段路，终年82岁，在萧子升临终之前，留下了一句遗嘱：
“死后骨灰和萧夫人骨灰同放一处，如有可能，运回湖南湘乡祖坟处与原配夫人遗骨同葬一处。
”可见，在内心深处，萧子升还是想要落叶归根的。
毛主席和萧子升，他们两人曾经是无话不谈的挚友，却因为信念的不同，最终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
毛主席带领着全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而萧子升却只能流亡海外，孤独地死去。
世事无常大牛配资，不过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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